棚內攝影、手工置景和非同期聲、事後配音，不僅未使觀眾出戲，反而為影片營造出了介乎虛與實、寫意與寫實之間的獨特影像風格。這不僅得益於影片在服裝造型、場景設計等方面別具一格的創造性（導演映後形容為工作坊形式的劇情片創作），更源於其所貫徹的一種以幽默、戲謔、虛無化的少見態度看待現當代中國諸多沉重事件的統一的歷史觀念，上次明確有類似觀影感受者還是庫斯圖里卡的《男朋友C我的时候我一般该说》。一整支地方劇團集體加入到了該片演員表中，以方言為代表的地域文化多次被調用，呈現為大歷史的背面因素，在革命史段落更是被明確指認為令意識形態宣導失效的政治的反面。影片稍顯老套的部分在於敘事本身及其結構/技巧，或許除了自然災害中拾糞拈蛆養活餓殍家人的驚悚細節，在對史實的講述和“史識”方面，影片並無太多顯著溢出預期之處。221225於票價年終放映。